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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柳宗元《驳复仇议》参考译文
我（从记载上）看到天后在位时，有个同州下圭人，叫徐元庆，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，他终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，再自缚其身投案认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，处死徐元庆，然后再在他的家乡表彰他，并且请求将这一案例编入律令，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典。我个人认为他的建议是不对的。
我听说“礼”的最根本作用，用来防止动乱。如“礼”说，不要做凶残暴虐的事，凡是做儿子的杀害无辜之人，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。“刑”的最根本作用，也是用来防止动乱的，如“刑”规定，不要做凶残暴虐的事，凡是做官的杀害无辜之人，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。它们的根本作用一致，但运用起来有差异，表彰和诛杀是不能同时运用到一个人身上的。处死当受表彰的人，这就叫滥杀，是严重亵渎刑法的行为；表彰应当处死的人，这就叫僭越礼制，是严重破坏礼制的行为。如果把这种做法告示天下百姓，传给后代子孙，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，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如何处世了，把这种做法作为法典，可以吗？
圣人处理事务，穷究事理来决定赏罚，依据情由来决定褒奖或贬斥，（把“礼”和“刑”）结合起来考虑罢了。假使当时调查了事情的真假，辨明了它的是非，推求了事情的起因，那么“刑”和“礼”的运用，就能清楚地加以区分了。为什么呢？假如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下违背国法的罪行，（那么）赵师韫对他的诛杀，仅仅因为个人的怨恨。施展他做官的威风，来源阳光高考门户，对无辜的人妄加迫害，州里的长官不去追究他的罪行，执法的官员不去加以责问，上下蒙蔽包庇，（对冤屈者的）呼号充耳不闻。而徐元庆能够把和杀父的仇人一起活着当作奇耻大辱，把时刻准备报杀父之仇当作合乎礼义的行为，想尽办法，来刺穿仇人的胸膛，决心坚定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即使丧命也不遗憾，这正是遵守礼法而施行正义啊。执法的官员应该感到惭愧，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，又怎么能处死他呢？或者徐元庆的父亲，确实有罪，赵师韫对他的诛杀，不违背国法，这就不是死在官吏手中，而是死在国法上啊。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？仇视天子的法律，而杀害奉法行令的官吏，就是悖逆凶横、犯上作乱。将其抓获处死，用以严正国法，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？
而且陈子昂的奏议中还说：“一个人必定有儿子，儿子也必定有父母，人们因为敬爱自己的父母而相互仇杀，这种混乱局面谁来收拾呢？”这是太不明白“礼”了。“礼”所说的“仇”，指因为含冤受屈内心沉郁悲痛而申诉无门的情况，不是指犯罪违法而被处死的情况。如果说“他杀了人，我就杀死他”，不问是非曲直，不过是欺负孤单力弱的人罢了。这种违反经典、背离圣人教诲的做法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《周礼》说：“调人，负责处理人间的怨仇。”“凡是杀人而合乎礼义的，就命令死者亲属不许报仇，如要报仇，就会被处死。”（如能这样，）又怎么会发生人们因为敬爱自己的父母而相互仇杀的事呢？《春秋·公羊传》说：“父亲不是因罪被杀，儿子报仇是可以的；父亲因罪伏诛，儿子报仇，这是引起往来相杀的行为，这样的复仇行为消除不了互相仇杀的祸害。”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标准，来评断双方相杀的案件，就符合礼制了。
况且不忘父仇，是孝的表现；不惜一死，是义的表现。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定，坚守孝道，决心为义而死，他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。通达事理明白道义的人，难道会把国法当作自己的仇敌吗？那些上奏议的人反而主张把他处死，亵渎刑法，败坏礼义，这种做法不能作为准则，是十分清楚的。
请把我的议状附于律令之后颁发下去，（今后）有审理这类案件的，不应再按照以前的意见办理。我谨发表上述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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